在省會城市中，合肥是“小字輩”，卻是胸懷“大夢想”。

新中國成立后新設立的省會城市有五個，分別是安徽合肥、河南鄭州、廣西南寧、河北石家莊、海南海口。1952年剛剛成為省會時，合肥只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小縣城，民間戲稱為“三五”城市——5平方公里、5萬人口、5條道路。

在古都林立、名城星羅的中國，合肥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安徽周邊，省會城市南京、杭州、武漢、濟南、南昌，都是具有深厚省會歷史積淀的城市，實力都在合肥之上。在當時的安徽，鐵路交通樞紐蚌埠、長江巨埠蕪湖，似乎都更有資格引領安徽發(fā)展。合肥的經濟總量直到1984年才超過蕪湖，到1989年才超過安慶。

以這樣的經濟實力起步，70年追夢“大合肥”，實質上就是破解安徽的“大城市缺失之痛”。這不僅是合肥的渴望，更是整個安徽的需求。

大城之變

經濟數據一路上揚是中國大城市傳遞給外界最直觀的印象，作為后發(fā)型城市的合肥，經濟數據的改變更為明顯。

統(tǒng)計顯示，1949年時，合肥的經濟總量不足億元;到2018年，接近8000億元，年均增長10.6%，實現了四次大跨越。

第一次跨越，1949-1975年，26年間經濟總量超過10億元，年均增長7.5%；第二次跨越，1975-1994年，19年邁上百億元臺階，年均增長9.9%；第三次跨越，1994-2006年，僅用12年邁上千億元臺階，年均增長16.3%；第四次跨越，2006年至今，平均每兩年跨一個千億元臺階，2018年達到7822.9億元，年均增長13.2%。從1949年到2018年，增長了8691倍。

1952年時，中國的城市化率為12.46%，當時的合肥城區(qū)只有5平方公里，人口5萬多；到1978年，城市建成區(qū)面積擴大了十倍，人口達到70萬；到2018年底，合肥常住人口數超過800萬，建成區(qū)近500平方公里，再一次翻了10倍多。這40年，也是中國城市化增長最快的40年，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的59.58%。上升了41個百分點，城市人口增長到8.3億人。

數字增長的背后，是安徽對大省會的追求。因為相比其他省市，安徽長期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心城市，而省會城市的集聚和帶動效應，會對全省的經濟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如武漢之于湖北、長沙之于湖南，成都之于四川，這些省會城市在全省中的凝聚力和輻射力都比合肥強得多。

如果把合肥放在省域格局中，突破安徽的“大城市之痛”，會更加一目了然。

從東西方向來看，南京、武漢是特大型中心城市，尤其是南京都市圈將馬鞍山、蕪湖、滁州納為成員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對合肥造成擠壓。從南北方向來看，北面的鄭州以中原經濟區(qū)為腹地，將阜陽、亳州等市納入；徐州都市圈吸收了淮北、宿州。南邊的杭州對皖南地區(qū)的宣城、黃山等市有較強輻射作用。

由此，安徽全省對中心城市的渴望之迫切，躍然而出。省會合肥也被寄予厚望。

梳理發(fā)現，早在1995年，合肥就已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大城市，當時的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29%，即將邁過城市化加速期的門檻。在東部沿海地區(qū)，經過10多年發(fā)展，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qū)和大連、青島、寧波等首批經濟開放城市，正在崛起為明星城市。曾經的工業(yè)經濟大城市被這些沿海經濟城市超越，中國的城市格局發(fā)生了一次重大轉變。

進入新世紀后，合肥“十一五規(guī)劃”中的定位表述是“現代化濱湖城市”；“十二五規(guī)劃”中則是“現代化濱湖大城市”。一字之差，不僅是對城市空間格局的再造，實質上是發(fā)展境界的提升。“大”也順勢成為70年來城市之變傳遞給外界的最深印象之一，不管是東部沿海城市，還是中西部后發(fā)追趕型城市，都把做“大”放在了發(fā)展規(guī)劃的首位，以致于當時中國一夜之間冒出來100多座“國際化大城市”，引發(fā)社會輿論的熱議。

合肥城市格局的大開大合，2005年是一個轉折點，合肥啟動了最大規(guī)模的“大拆違”與“大建設”；到2006年11月，啟動濱湖新區(qū)建設。一連串的大動作，從根本上改變了合肥的城市面貌和空間布局。

2011年8月，合肥行政區(qū)劃調整后，800里巢湖成為合肥的“內湖”，隨之城市形態(tài)實現“環(huán)城—濱湖—臨江”的三級跳;在空間戰(zhàn)略上，從“141”組團變?yōu)椤?331”組團。在中國的城市規(guī)劃中，組團式空間布局是合肥城市發(fā)展的一個妙筆。

因為“攤大餅式”城市擴張已經被證明不是一條高質量的道路，合肥的空間布局規(guī)劃只能是開敞式、組團式布局，由中心主城、副城、新城、衛(wèi)星城組成不同功能的體系，有效避免“未大先病、未強先衰”的弊端。這成為中國城市規(guī)劃的一個經典案例，被寫入了教科書。

現在回望走過的路，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城市化率從2003年達到40%到2011年突破50%的加速期間，合肥恰好抓住了城市擴張的重大機遇，而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所有大城市急速擴張的一個關鍵期。如果沒有在城市空間上的提前布局，就不可能有今后的發(fā)展?jié)摿推脚_載體。這也是城市新區(qū)遍布全國所有大中城市的背后推手。緊隨而來的就是“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開發(fā)，“起吊機經濟”成為各大城市一致性的路徑。在一片轟鳴聲中，中國城市變成一個又一個大工地。

但城市空間擴展只是一個層面，從人口規(guī)模上看，區(qū)域性特大城市首先是較大規(guī)模的人口集聚，這是城市化的重要目的，否則城市就成了建筑物的堆集地。因此，“大”城市不僅僅是地理面積的擴大，更重要的是人口數量的增大。

“特大城市的一個重要性標志就是人口，一座城市若要成為特大城市，總人口至少要有1000萬?！?011年8月，合肥市委宣傳部、合肥市社科聯聯合召開“特大城市建設與區(qū)域發(fā)展”研討會，安徽省社科聯一位專家做定量分析說，“區(qū)域性特大城市的基本標志是經濟總量超3000億元，城區(qū)人口超500萬，建成區(qū)面積超500平方公里?！边@些關鍵指標，是一座城市能夠參與城市競爭最基本的條件，城市競爭的現實就是如此。在這種特殊的地方競爭性發(fā)展的路徑下，爭先進位帶來的是中國城市格局的攪動。

攪動格局

以2006年合肥實現地區(qū)生產總值突破1000億元為起點，合肥在中國城市坐標系上“怒刷存在感”，外界對合肥的一個常用評價是“攪局者”，因為合肥引發(fā)了省會城市經濟排名的重新“洗牌”。

但實際上，合肥作為一座基礎設施落后、經濟底子薄、人口少的省會城市，一直到2000年后，經濟總量還長期徘徊在全國省會城市第18位，全國城市排名50位之外。 在“省會間的較量”上，合肥一直處在下風。首先與周邊6座省會城市南京、杭州、南昌、武漢、鄭州、濟南相比，合肥的經濟總量最小，處于“谷底”；其次是到中部崛起戰(zhàn)略開始實施的2004年，合肥在中部六省的省會中，經濟總量也是最小的。

改變發(fā)生在“千億合肥”實現的2006年，合肥經濟總量實現1073.86億元，超過太原的1013.38億元。這是合肥經濟總量長期徘徊后第一次進位，也是第一次走出中部省會城市“鍋底”的尷尬，標志著合肥躍升邁出堅實的第一步。

到2008年，合肥經濟總量連續(xù)超過南昌、昆明，再前進2位。同時，還有一個重大改變是，合肥終于跳出周邊6座省會城市經濟谷底的窘境，超過南昌，提升到中部城市第4位。正因為有了這兩次跳躍，合肥被外界稱為“區(qū)域經濟格局上最活躍的改變者”。

隨后，經過5年的實干苦干，合肥在2014年經濟總量突破5000億元，并超越石家莊。到2015年，經濟總量超過福州和長春，位居全國省會城市第12位。同時，多項核心經濟指標跨入全國省會城市前十位，當年的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增加值位居全國省會第9位；固定資產投資超過南京、西安、沈陽，位居第5位。

從2006年突破千億元到2015年，正好走過10年。在全國省會城市中，連續(xù)10年經濟增長保持兩位數的，只有3座城市，分別是合肥、貴陽和西寧，而合肥又是增速最快的。

由此，“合肥速度”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千里之外的太原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拿出一段寫合肥，這在全國都極為罕見。2015年6月10日，《人民日報》同日刊發(fā)《合肥加速度》和《改到深處見奇崛》兩篇通訊，解讀合肥的發(fā)展經驗。

當時間推進到2016年，合肥經濟總量突破6000億元，2017年突破7000億元，又相繼趕超了哈爾濱、石家莊和濟南，挺進全國省會城市前十強。這種爭先進位在全國省會城市中絕無僅有，對城市格局產生顯著的“洗牌效應”。一時間，“合肥連續(xù)趕超8座省會城市”“黑馬合肥”“合肥現象”占據各大媒體平臺的顯著位置。2018年6月，中國社科院發(fā)布《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合肥被評為改革開放40年最成功城市之一！

在這個變動的進程中，不僅經濟總量指標爭先，合肥的單項指標也在持續(xù)上進，特別是體現城市發(fā)展質量和內生動力的自主創(chuàng)新主要指標全部進入省會城市十強：在“十二五”時期，合肥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yè)數增長到1056戶，由第12位上升到第7位；發(fā)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年均增長50.93%、47.73%，分別達到16431件和3413件，由第12、16位上升到第5、10位；全社會研發(fā)投入年均增長28%，占地區(qū)生產總值比重達3.2%，由第16位上升到第3位。

“大”不僅僅在于城市經濟體量上，要提升在中國城市體系中的層級，還必須要有與之相應的輻射帶動能力和對外影響力。這如同下圍棋，需要三個以上的棋子來組成一個“勢”，才能乘勢取勝。因此，中國的大城市在自身體量增大的同時，集進邁向城市群和都市圈時代。

畫圈建群

如果把合肥放在城市體系的維度來解析，又處在什么樣的方位？向東有南京都市圈，西有武漢都市圈，向南是環(huán)鄱陽湖城市群，向北有山東半島城市群，東南方是杭州都市圈，西北向則是以鄭州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

在這盤大棋局上，合肥周邊有南京、武漢、杭州、鄭州等特大城市競相發(fā)展，都已提前合肥進入“萬億俱樂部”。而且，以這些大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正在“跑馬圈地”，擴大影響力。因此，合肥要實現崛起，必須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經濟圈。

恰好是在“千億合肥”實現的2006年，以合肥為中心的經濟圈戰(zhàn)略規(guī)劃正式提出，2009年8月，名稱確定為“合肥經濟圈”，周邊的淮南、六安、巢湖、桐城4市納入經濟圈范圍。2008年，合蕪蚌自主創(chuàng)新綜合試驗區(qū)啟動，合肥與周邊城市在戰(zhàn)略布局上形成“1+6”。到2010年，合肥—阜陽結對合作，這就形成了以合肥為圓心的“1+7”格局。2013年12月，滁州市整體加入合肥經濟圈。

到2016年4月，合肥經濟圈升級為合肥都市圈。一年后的2017年4月，蕪湖、馬鞍山正式加入合肥都市圈。2019年9月，蚌埠成為合肥都市圈的一員。至此，形成“1+10”的總體格局。這已不僅僅是合肥與周邊城市的互動，放在安徽全省發(fā)展大勢中看，是統(tǒng)攬江淮地區(qū)的“大合唱”。

就在合肥經濟圈成員間你來我往的熱戀中，另一個國家級戰(zhàn)略——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yè)轉移示范區(qū)在2009年浮出水面。2010年1月，皖江示范區(qū)規(guī)劃正式獲得國家批復，合肥是示范區(qū)核心之一。合肥經濟圈與皖江城市帶，實現了江南與江北的“兩個聯動”。

同樣是在2010年，是年3月，合肥正式加入長三角城市經濟協(xié)調會。從2003年7月提出申請算起，這張入場券合肥整整爭取了7年。但超出預料的是，大門一旦推開，各種更大的利好接踵而來。

先是在2012年12月，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xié)調會第十五次市長聯席會上，合肥被確定為繼上海、重慶、武漢、南京后的第5座主席城市。到2014年9月，國務院發(fā)布長江經濟帶發(fā)展的指導意見，合肥被正式定位為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副中心；2015年3月，在“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中，合肥的戰(zhàn)略定位是內陸開放型高地和重要戰(zhàn)略節(jié)點。2016年5月，2019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先后發(fā)布長三角城市群規(guī)劃和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合肥都是“世界級城市群副中心”。

這條以時間為縱軸的演變過程，乍一看眼花繚亂，其背后的實質只有一個，在區(qū)域經濟新棋局上，

都市圈才是未來發(fā)展的主體，這也是城市升級的必然，中國城市化正進入一個更高層次。

經過這一系列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縱橫捭闔之后，原本對外影響力有限的合肥，不僅是安徽省域的“天元”，更重要的是合肥居于長三角城市群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中間鏈接點上，呈現出“一根扁擔挑兩頭”的大格局。這一戰(zhàn)略區(qū)位決定著合肥是承東啟西的門戶和樞紐，“左右逢源”具備巨大的騰挪空間。

有空間才能有發(fā)展的加速度，70年來，跟全國所有大中城市一樣，合肥經歷了城市空間拓展、交通樞紐建設、產業(yè)結構升級、創(chuàng)新平臺打造、內陸開放高地、全面深化改革……當每一次新機遇到來時，只有那些敏銳地搶抓先機的城市，“先起步、睬準點、行動快”，才能匯聚起追夢奔跑的磅礴力量。